总之，我国的死刑赦免制度，不仅立法规定粗疏、可操作性较差、而且司法适用过少。这一立法与司法状况，使其呈现出有名无实、甚至完全边缘化的鲜明特征。[1]
（二）弊端之反思
基于现状总结与特征分析，我国死刑赦免制度的立法缺陷显而易见，而由此导致的种种弊端值得深思与反省。这主要表现为：
1．种类与外延不明，可能影响死刑赦免的正常依法适用。根据我国现行《宪法》，死刑赦免制度的种类与外延，仅限于特赦而非大赦。考虑到《刑法典》中累犯的规定和建国以来若干赦免的实践，我国的特赦制度也只免除或减轻原判刑罚的执行，以体现适度的宽宥。这严格区别于免予刑事责任追究的大赦制度。然而，《刑事诉讼法典》第15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三）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这里所谓的特赦，既可免除刑罚亦能消灭刑事责任的追诉，冠以特赦之名而实属罪刑兼免之大赦。显然，这类空缺较多和明确不足的法律规定，难以有效避免部门法与宪法之间的矛盾冲突，并易于导致死刑赦免适用的随意性和非正常化。
2．适用范围的局限，致使死刑赦免应有功能的发挥受限。由于我国法律尚无相关规定，司法实践中缺少统一的标准与合理的范围。根据以往七次特赦的实践，适用对象主要是战争罪犯，偶尔会涉及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犯。这些有限的范围，虽足以满足当时的政治需要，但不能适应后来政治形势与经济情势的发展变迁，并成为死刑赦免制度长年闲置的重要影响因素。与国际标准相比，其范围也太有限且二者相差甚远。这势必影响死刑赦免制度，在我国发挥其应有的刑事政策功能。
3．启动条件之严苛，降低了死刑赦免的利用率及其效能。我国的赦免实践表明，并非所有的死刑犯均可适用死刑赦免制度，而只有经过一定时间的关押和改造、且在服刑期间确有改恶从善表现的，才可能符合启动赦免的基本条件。如此严苛的条件，必然大幅减少死刑赦免的使用概率，如1975年后我国不再适用赦免制度。进而，这数十年的闲置状态，也严重影响赦免效能的正常发挥。
4．程序模式之简单，实际限制了死刑犯权利的保障程度。根据1982年《宪法》的有关规定，赦免制度一般采用自上而下的单向模式，即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之后国家主席发布特赦令，而非上下并行的双向模式。这样简陋和单一的程序，在立法上排除了死刑犯主动寻求赦免之权利，并在实践中影响死刑赦免制度的灵活运用。这有悖于相关的国际标准与习惯法要求，也不利于死刑犯寻求赦免权的正当行使和充分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