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死刑赦免制度的立法完善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当前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全面指导我国的刑事立法与司法等诸多方面及其整个过程，也同样适用于死刑赦免制度之践行与死刑犯赦免权的保障。而我国死刑赦免制度的缺陷与弊端，严重影响其刑事政策功能的正常发挥。为了坚持与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有必要全面加强我国死刑赦免制度的立法完善工作。
1．确定赦免的类型和立法模式。依据免除的具体内容之别，赦免可二分为罪刑并赦的大赦和仅赦刑的特赦。由于大赦不问情况对普通刑事罪犯一律“大规模地赦免”，[7]很可能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对，甚至带来严重的弊端与副作用。[8]它既影响国家的威信、破坏法律的尊严，并妨碍特殊预防或一般预防的实现。因此，我国《宪法》仅简要规定了特赦而非大赦；但遗憾的是，《宪法》的一般性规定，未具体到死刑赦免这一特殊制度。
关于死刑赦免的立法模式，当今世界较典型的有法国模式与台湾模式两种。前者“是宪法规定原则、刑法规定实体、刑事诉讼法规定程序”；而后者“是以单独制定‘赦免法’来规范赦免”。[9]我国现行立法的有关模式，与法国模式有相似之处，但立法较为粗疏且存在矛盾冲突。为了实现死刑赦免的法制化与规范化，我国应当基于立法现状与法律文化传统之国情，并结合其他国家成熟的立法经验，修改有关的赦免立法。例如，可考虑在《宪法》中概括规定死刑赦免，为这一制度奠定坚实的宪法基础，同时为了适用和操作上的便利，还应当制定专门性的赦免法，即系统规定赦免的种类、权限、程序、效力等问题。
2．拓宽可赦免的死刑犯之范围。我国历史上的几次赦免主要针对的是战争罪犯，这与当时的历史背景相关。在和平年代，战争罪犯并非犯罪现象中的绝对主体，若将可赦免的被判处死刑的人限于战争罪犯，则实际上死刑赦免制度就等于虚设。据此，理应当将普通刑事案件中的死刑犯，也纳入可赦免的对象范围。而且，这里的死刑犯，既包括已经死刑复核程序核准的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罪犯，也涵盖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犯罪分子。虽然判处死缓本身即为对死刑犯的宽缓处罚，但死缓犯作为死刑犯的类型之一，同样需要国家给予赦免或减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