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一种没有世界政府的世界内政
——哈贝马斯话语政治的历史背景与现实意义
曹卫东
【关键词】世界政府；世界内政；哈贝马斯
【全文】
进入20世纪90年代，哈贝马斯在完成了其法哲学理论的阐释后，再次关注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而这次和先前有所不同，他主要从政治哲学的高度，切入相关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问题，目的是想把交往行为理论应用到政治领域（国家政治和国际政治），建立起一种新型的政治概念，即所谓的“话语政治”（deliberative politik）概念。话语政治概念的内涵就是主张一种程序主义政治，要求把交往理性当中的商谈原则贯彻到政治领域，以达到超越自由主义政治和共和主义政治的目的。[1]于此，哈贝马斯主要是选取了“民族国家”作为核心范畴，并结合西方政治实践和政治理论的历史，对话语政治概念做了深入的阐述。限于篇幅，我们这里不打算涉及哈贝马斯话语政治的全部理论内涵，而想从“民族国家”范畴入手，着重考察其历史背景和现实意义。
一、“三十年战争”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
现代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发生的？学界对此一直都有不同的说法。哈贝马斯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界定现代的发生有4个标志性的历史事件：即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宗教改革、法国大革命以及德国古典哲学（主体性哲学）。这4个事件，除了法国大革命之外，都和德语世界有着深刻的联系，要么是发生在德语世界（宗教改革、主体性哲学），要么是在德语世界独树一帜（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到了20世纪90年代，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理解发生了一些非常微妙的变化，他把现代性政治话语的起源从法国大革命向前追溯到了“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和标志战争结束的《威斯特伐伦和约》（1648）。哈贝马斯的根据是：“三十年战争”的结束，带来了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体系。而民族国家在现代国家政治和国际政治中一直都是一个核心范畴。哈贝马斯如此界定，并不是简单地把现代性的发生时间提前的问题，而是有着一些深层次的理论动机和实践动机。我们或许不能急于断定，哈贝马斯这样认为，多少带有“德意志中心主义”的味道，但我们至少可以肯定，哈贝马斯把现代性的开端提前，实际上是想努力挖掘和强调德意志的思想传统在现代性形成过程中的突出贡献。
既然哈贝马斯把“三十年战争”和《威斯特伐伦和约》作为现代性政治话语的发端，我们就很有必要首先来了解一下“三十年战争”的概况，特别是要了解一下《威斯特伐伦和约》的内容和意义。
1555年，宗教改革如火如荼，新教教派和天主教教派在奥格斯堡缔结了宗教和约，用神圣罗马帝国的法律形式确定了天主教和路德教之间的平等地位。帝国允许“教随国定”，也就是说，改变了过去信仰定于一尊的局面，由各诸侯国自行选择信奉的宗教教派。这样，慢慢就形成了两大宗教联盟：天主教联盟（主要是西班牙和教皇）和新教联盟（法国、英国和尼德兰）。可惜，教派地位的平等，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带来和平共处的局面，而是恰恰相反，教派冲突依然不绝如缕，最终演化成为一场血雨腥风的战争。历史上一般都把1618年波希米亚的起义看作是“三十年战争”的开端。最初卷入战争的主要是新教帝国等级和天主教联盟，后来范围逐步扩大，演变成为一场席卷全欧的漫长战争。除了英国和土耳其之外，当时几乎所有的欧洲强国都参加了战争。战争的直接目的也很明确，就是要抢占宗教财产和世俗领地。由于两派之间势均力敌，战争形成拉锯局面，拖拖拉拉，持续了整整三十年，史称“三十年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