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世界主义的民族概念，在哈贝马斯那里，又叫“非自然主义”的民族概念。[6]在哈贝马斯看来，特殊主义的民族概念实际上是一种自然主义的民族概念，它强调我们自己无法决定的先天自然属性，因此需要从两个层面上加以批判：从规范层面来看，自然主义的民族概念缺乏一种法律结构，强调民族意识的人为性和有机性；从经验层面来看，自然主义的民族概念经常会被用作社会动员的工具。而且，哈贝马斯毫不讳言，真正主张这种特殊主义民族概念的就是德国人。纳粹时代的德国可以说把这种特殊主义的民族概念推到了极端，从而走向了种族主义甚至走向了种族清洗，为民族概念和民族国家概念抹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如果说民族国家的上述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话，那么，现实则还在不断地向民族国家施加种种新的压力，迫使民族国家面临重重新的挑战。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解，民族国家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
民族国家的内部是多元文化的挑战。我们生活在多元文化社会里，不仅文化生活方式是多元的，民族群体、宗教信仰和世界观也越来越多元化。在这种情况下，主流社会的文化霸权也就受到了挑战和威胁。政治文化要求得到所有公民的承认，而不管他们的文化背景多么不同：“只有当民主不仅体现为自由主义的自由权利和政治参与权利（自由主义），而且也体现为社会参与权和文化参与权（社群主义），多元文化社会才能通过这样一种长期保存下来的政治文化加以维持”[7]。即是说，我们必须消除主流社会的文化霸权，取消政治层面上的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的统治，文化生活方式的多元化必须得到充分的尊重。而在国家层面上捍卫自由权利和政治参与权，在社会层面上捍卫社会参与权和文化参与权，进而把这二者结合起来，形成一种共同的政治文化，这才是现代社会团结的基础。
民族国家的外部是全球化的挑战。所谓全球化，就是网络化，它广泛涉及货物和人员的运输途径，商品、资本和货币的流通途径，当然也包括因特网，还有信息的电子传输和加工，人、技术以及自然之间的循环关系等等。总之，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解，全球化出现在生活的各个层面上。但哈贝马斯也承认，不管全球化涉及到人类生活的多少方面，对民族国家构成最大挑战的还是经济全球化。哈贝马斯列举了威胁民族国家的4个主要因素：国家间的工业品贸易不断扩大；跨国公司数量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大；资本的运营速度惊人；金融出现了独立的趋势等。
这些因素之所以对民族国家构成威胁，原因在于，民族国家着眼于一定的地域，强调疆域概念的重要性。相反，全球化提供的却是一种动态的图景，对边界直接构成挑战，直到把民族的大厦彻底摧毁。实际上也就是说，全球化的趋势使民族国家内在主权的局限性充分暴露了出来。一个民族国家想要捍卫自己的内在主权的话，就很难加入到全球一体化的进程当中；而要投身到这个进程中去，民族国家就必须做出一定的让步，把自己的部分主权让渡给全球化的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