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流通导致生活世界中自我与他者的遭遇，从而激发出一种颠覆性的力量，迫使生活世界进行调整和重新组织；而生活世界则必须在更广阔的视野里对自己进行重构。所谓更加广阔的视野，主要包括3个维度：（1）通过反思占有构成认同的传统；（2）相互交往的自主性和对待社会公共生活规范的自主性；（3）个人对私人生活的设计等。这是一个复杂而又有意义的学习过程，最终积淀下来的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并成为了一种示范性的生活方式，资产阶级的国家模式和解放观念在其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成为了主流意识形态。换言之，西方现代性就是在系统和生活世界的开放与闭合之辩证关系作用下渐渐发展起来的。但是今天，在全球化语境下，新一轮的开放与闭合已经出现，主要表现为经济系统不断开放，而政治系统却相对闭合，在这种情况下，多元文化主义和个体化的挑战也就在所难免了：“全球化似乎迫使民族国家在自身内部向各种外来的或新型的文化生活方式保持开放状态。与此同时，全球化又限制了一国政府的活动空间，具体表现为：主权国家对外，也就是面对国际管理机构同样也必须保持开放状态”[13]。
面对新的开放与闭合的趋势，后现代主义认为，古典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解体之后，不可能再形成一种没有世界政府的世界社会，也就是说，一种世界范围内的政治是不可想象的；而新自由主义则根本就不希望看到这样一种情况，也就是说，根本不希望为无须调节的世界经济提供一个全球政治框架。在哈贝马斯看来，新自由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一个提出要倒退到彻底闭合的乌托邦，一个主张一种极端开放的进步幻想观念，其共同点在于，由于民族国家范围内的社会发生了移动，因此，政治也就走向了终结，“个体以及小集体的生活世界像单子一样通过世界范围内的调节网络四处分散，而不会沿着社会一体化的道路形成多层且也更大的政治共同体”[14]。
哈贝马斯认为，克服这两种极端做法的关键在于：在开放与闭合之间寻找一种新的均衡关系，以便沿着社会一体化的道路建立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共同体，建立一种合乎全球化趋势的政治概念：“后民族民主”（postnationale Demokratie）。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解，这种新的世界政治共同体就是一种“没有世界政府的世界内政”（Weltinnenpolitk ohne Weltregierung）。具体而言，就是要在保持民族国家作为国家政治和国际政治主体的前提下，抛弃民族国家的种种不合时宜的政策，建立行之有效的跨国机构，用以补充民族国家职能上的严重不足。换言之，民族国家的扬弃就是要让民族国家适应全球化这样一个新的视角，
并积极对自身进行改造。改造的具体内容则在于让渡出自己的主权。也就是说，要在全球化的层面上建立一个共同的政治管理体系，以应对和控制全球的市场一体化。
哈贝马斯以欧盟为例，考察了超越民族国家的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阐明了“没有世界政府的世界内政”的现实意义。根据对后民族民主的认可程度，哈贝马斯认为，欧盟的改革引发了4种不同的立场：
